《新文化報》
“打狗令”是一種管理懶政
通過適當舉措防范市民被狗咬傷確有必要,但防范市民被狗咬傷并非只有見狗就殺這一辦法。狗是人養的,所以,防范狗咬人應從管住養狗的人著手。具體來說,應該要求養狗的人為狗辦證,對犬只進行備案管理,并要求養狗者定期為狗打針,為鼓勵養狗者為狗打針,政府可以提供免費打針服務。另外,應該要求市民對狗實行圈養,出門必須用鐵鏈鎖住狗的頸脖;應該禁止養狗者將狗帶入人員稠密場所如廣場與商業街等,或者劃定部分可以定時遛狗的場所,違者予以重罰;出現狗咬人事件,應當依照規定要求養狗者予以賠償,如果出現縱狗傷人等現象,應當追究養狗者的治安乃至刑事責任。只要有關部門規范管理犬只,從嚴管理養狗的人,犬只傷人現象并非不可得到有效減少。
但據市民反映,有關方面從未要求過為狗辦證,也沒有要求定期為狗打針,部分養狗者都是自己到私人寵物診所去注射。在有關方面管理如此疏漏乃至缺失情形下,黑河市出臺捕殺犬只規定,實際上是讓狗為人的失職受過。當然,相比于實施各種規范管理來說,捕殺犬只是省心省力的做法,從這個意義上說,黑河市要求捕殺犬只實際上是一種懶政思維,是懶惰工作作風在防范犬只傷人事項上的體現與反映。
狗是人類的朋友,讓狗以付出生命為代價替人的失職受過,于狗來說是不公平的,顯示出人類的霸道與蠻橫;一條狗也是一條生命,捕殺犬只也是不尊重生命的體現。尤其是政府組織捕殺犬只,更會在不尊重生命上發揮惡劣的示范效應。全部消滅犬只當然可以徹底避免狗傷人事件發生,但是這種做法卻是在宣泄暴力、彰顯野蠻,實際上是一種人性倒退現象,將會使人類付出文明與道德退步的代價,可謂得不足以償失的不明智之舉。(魏文彪)
政策反復可作用權之鑒
從當初義正辭嚴地要打狗,到暫停打狗并決定征求民意后再定是否要打狗,在整個過程中,政府知錯能改,立即叫停打狗方案,這顯示出一種進步,也可以說是民意的一次勝利。這樣的勝利固然可喜,但反思黑河市“見狗就打”政策的反復,卻讓人不無感慨。
是否允許市民養狗,涉及到千家萬戶,特別是那些與寵物狗有一定感情的群體的生活。政府出臺打狗方案之前為何不征求民意,而非要先來個“見狗就打”,再迫于外力的作用才反過來補上原本該走的程序?是制定政策一貫的思維習慣使然?若是,就不能不說是民本思想的缺位。
“見狗就打”政策出臺的起因也耐人尋味。有報道稱,出臺見狗就打的政策是因為當地某位領導被狗咬了。出臺打狗令的個中緣由是否如此我們姑且不論,但官員的體驗催生一項政策的出臺,這樣的事情并不新鮮,甚至還是傳統的優良工作方法。要求領導干部下到基層調查研究,體民情,察民苦,甚至強調干部要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,無非是讓干部體驗民生的艱辛,了解實情,少些官僚做派,以便在日后的決策中能有所考慮,不偏題,不跑題,不脫離群眾實際。
由官員被咬而想到要打狗提醒我們:所有官員需要作更多的深入基層的調查研究,參與實踐體驗。城市公交有多擁擠,官員能悄悄乘坐幾回體驗一番嗎?城市小販的生活與難處,城市管理者可否實踐幾回?創業者到底有多少困難,有多少問題需要解決,政府的官員是否也體察幾次……當然,體驗調查之后若要出臺某項政策,好能全面地聽取民意,防止偏聽偏信或受個人體驗的誤導。